想写这一篇文章已经很久了，也许会得罪很多人。但是作为普通教师的一份子，为什么不能对身处历史和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标准”角色进行反思呢？既然林语堂的《吾国吾民》已经一百年了，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已经50年了，卢梭的《忏悔录》已经数百年了，作为一个中国的教师，为什么不能代表千百万丑陋的中国教师，向中国的学生和中国的教育和广大的纳税人，道一声对不起呢？（特别说明：本文指的教师是指我心目中的“标准教师”，那些无怨无悔、潜心教育、潜心科研的精英人士，切莫对号入座，绝对不是指的你。）
一、 从全世界范围内，选择教师职业的人都具有部分“反创新情愫”
先把问题拉远一些，第一个论题是：在当今全世界范围内，选择作为教师行业的人，在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共同的不同于其它标准人群的“反创新的情愫”。
2006年，我父亲去世。2004年我拿到博士，那时候太太办了现在的公司。是父亲临终之前的遗言，使我走进了教师这个行业。他看我们两口非常辛苦，考虑到我有博士学位和高级职称，希望我能够到大学当老师。其实我心里明白：老父亲虽然一生大智若愚、胸怀世界，但也绝非“以天下为己任”。他希望我进入大学当老师，是因为：做了一辈子专家的他知道，面对社会的创新压力，教师是最好的避风港。
后来我当了老师，由于业务也是各个大学，所以飞快地与上海各种大学的各种专业建立了不错的关系。“作为能人”，我总是能接到外地的朋友托在上海找工作。其中，无论是硕士毕业，还是博士毕业的寻求帮助者，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教师这个工作。一次，我见到一对东南大学的博士情侣，送了很重的礼，希望我帮忙。礼我心领了，我知道：这份重礼，对于他们这种家里是农民又是独生子女又让孩子读到博士的家庭来说，负担还是很重的。我看了他们的情况，条件非常好，两位拥有非常实用技术的博士，已经有非常好的上海五百强企业希望聘用他们做研发。一对小情侣内向，学问并不十分出色。我问他们为什么非要去一个连硕士点都没有的学校当老师呢？他们告诉我，他们希望稳定，如果实在不行，宝钢也行，他们听说我和宝钢的领导有同学之谊，因为宝钢稳定。
面对这一对希望来到大上海实现自己梦想的年轻人，我突然像照妖镜一样，照到了自己。我也不断地问自己：自己到大学是希望创新，希望将自己多年的高管经验带到学校，还是“反创新”的寻求稳定的因素起关键作用？很遗憾，我没有给自己好评价。
当今世界与过去不同，知识已经普及并且数码化，真正对知识有渴望的人未必进学校。工业革命以后，企业高度发达，想做研究，更不必非要进学校。那些真正进了学校当老师的人，无论各方面如何优秀，总体来说，寻求稳定和自在，不愿面对世界越来越快的节奏和竞争，是基本共同的元素。
这样，问题就来了：我们的创新社会，所需要的人，往往就不是老师喜欢的，和起到关键作用的！不信大家去问问著名企业家、科学家：谁对他们的人生起到最大的作用？无论在各种媒体上，我已经将近30年很少听见“教师”这个字眼了。著名创业投资家袁岳说，创业和创新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不确定性、拥抱不确定性、喜欢风险，而我们的学校、学校的教师，最大的问题就是保守治学、过去之学。
二、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教师，比学生、家长和教育官员，在创新驱动视野下，更加倾向是既得利益者。
由于工作关系（教育企业老总），总是跟不同角色的大学、中学、小学老师打交道。同时作为一个普通的老师，我也总是对普通的教师怀有深深的感情。然而时间长了，我发现我这种作为普通教师才拥有的“道德优越感”其实是一个伪命题。相对于普通级教师，教辅人员、校长院长、教育行政官僚们似乎更像正常人，而那些天天盯着面前不满的教师呢，其实更像一个既得利益者，不仅生怕自己的那份少了，还盯着别人锅里的。
教师也是人，院长和校长也是教师，本质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区别在于：一旦有了行政岗位，压力、责任以及规范性，受到的牵制就更多了。其实，人也就更加正常了。正如社会和家庭，谁能不负责任和不顾其它呢？但教师可以！
作为企业，非常难处理的事情就是面对客户向你伸手的时候，尤其是教育客户。但是，这些年，至少在上海，无论各种校长、处长、院长以及非专职教师，事实上商业环境都已经非常好，很少听说销售员有这方面的困惑了。但是最怕的是：一个普通教师刚刚升任处长院长，或者一个普通教师负责一项非常有“油水”的项目。这些年的经验，我似乎感觉教师这个群体：一方面家乡领导们都贪污，一方面一旦有了“贪污”的机会，自己坚决毫不犹豫地抓住，比例要比非专职教师高数十倍。也就是说，作为“标准样本库”的中国教师，其行为就像一头饿狼一样难以对付，我甚至不能说“好的占多数。”
事实上，不仅贪婪，教师更是既得利益者。我做过一个初步的统计，中国的中小学教师，单就课时和改作业的量来说，每周工作时间是美国教师的2/5，而中国的公立大学老师，其课业负担不到美国公立大学的1/2，中国的私立大学的负担要大得多。都说教育改革困难，其实大家都没说到点子上，最难动的奶酪就是教师这个群体。中国教育的惨痛代价就是给教师赋予了非常多的知识传授本身之外的道德压力和行政压力。而作为对冲，他们又享受了不该享受的远比他们的学生毕业以后要小得多的工作压力。
中国教育界的教辅人员比例、官员比例过高，权力过大，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比教师更加是既得利益者。相反，我在不同学校呼吁的教育改革和创新实践，最积极的并不是教师，反而是其它人。在一所学校我就遇到这样匪夷所思的现象：一个学校组织教育研讨会，自愿参加，来的80个人全都不是普通教师。我自己的关于教育改革和在线教育的讲座，在学校图书馆600人的会堂，被挤得水泄不通，来自学生、教务管理、外校的人远超过预期，而几乎同时发的通知，本校1000名教师都收到了且都是很顺便的时间，却只有5个人到场。
而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信号是：在2012年前后，我参加了13个不同种类的教师群，但都退掉了。因为到后面，它们几乎都变成了探讨如何投机取巧和抱怨待遇的场所；而这些年我见到的教育行政和院长校长们，几乎没有人提起这个议题的。事实上，我知道，在中国目前的制度设计和实际平均情况上，他们之间的待遇相比，并没有那么大的差距。
清末著名的实业家张謇说：“我们的大学，只有3%左右是致用之学，绝大多数教师，是安身立命之学，是过去之学”。从这个角度上，绝大多数教师只是一个找工作的应聘者，根本不是学生需要的“改变世界的人”。
三、 从行业分布来看，似乎找不到比教师更加安逸和不愿意面对现实社会的群体了；
相对于教师的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只要你当过老师，就有“半个爹”的心理优势。然而，我又观察到一个有趣的事情，也就是：在中国“师恩如父”的压力下，似乎毕业两年以后，师生之间的情感纽带就彻底断裂了。甚至成为普通朋友的比例，也要远远低于同事间的关系和其它相交的各种关系。
教师无趣！——是很多人不愿意回到老师身边的另一个原因。无趣的原因是，很少有像教师这个行业，他们的朋友和生活圈子，就只有教师。教师的朋友是教师，这是一个很奇特的问题，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他们更加安逸和不愿面对现实。
教师教的是大千世界，然而却并不愿意面对当今的世界。那么，“愿意读书”就成为了教师的共同特点。但是教师愿意读书，读的书却与企业界和社会绝对不同。事实上，教师更愿意读教师写的书，教师更愿意读过去经典的书。相对于企业界在现实旅行，思想家在灵魂旅行，教师却在“中世纪”旅行。
在中国各行各业，被创新者打败，失败者都会反思为什么失败，都会心痛得信服口服。而只有教师，用一个借口应对万般责难：我们是教知识，我们是教理论的！任何一个企业家，都不会说“我的理论没有错”。正是因为不面对创新、躲避现实可以成为教师的避风港，因此至今中国没有一个英语老师会惊厥于新东方模式，也不会有英语老师学习新东方模式，因为英语语法永远不会错的。
四、 抱怨和能力撕裂，成为教师不敢面对自我和不敢面对现实的最大问题；
读书和思想都是过去式，那么面对现实，教师也许是这个社会最大的抱怨群体了。教师的抱怨，往往来自于对院长、校长的待遇的意淫以及对社会待遇的意淫。总体来说，几乎全部人群都会认为自己的待遇“被平均”了，这是由于中国的媒体和统计学家是语文老师教的原因。但是，教师的抱怨却是被惯出来的，因为这种抱怨，在一般的企业会马上得到负面的反馈，因此会被现实纠正。而教师所拥有的道德优越感，使得这种抱怨成为一种没有底线的抱怨。
抱怨还来自于另外一个非常明显的证据。那就是，往往教师的学生工资比教师高得多，而师傅不如学生，抱怨就似乎成为正常的了。在社会上，学生工资不如师傅，在短期和一个公司内部出现并不频繁。但是，教师就不同。这种抱怨，中小学最厉害，虽然事实上相对于学习成绩和学历，大学老师要怨得多。那是因为，中小学老师与社会的接触更少，想象成分更多。
抱怨归抱怨，而事实上总体来讲，教师的能力却是不敢恭维的。中小学老师就不说了，就说说大学老师，我在美国一个很普通的州立大学访问的时候，看见老师教学生CAVAS，根本不用PPT，一边编程序，一边上课让学生看，这样的老师很普遍。而在中国的课堂，如今要是把多媒体教室关上，我还真不知道有多大比例的老师，尤其是技术老师，还能把课教下去？更别说亲自干了。由于不能亲自干，又与社会脱节，其实中国的大学老师在教课的时候是很痛苦的：上课就像上坟、上课就像念经、燃烧了自己烧毁了别人、解剖麻雀却都是死麻雀。
由于以上特点，在大街上你非常容易找到大学老师：头发花白、面容呆滞、声音嘶哑、偶然露出不屑的自信……对了！一定是我所指的教师。
五、 从行业语言来看，教师已经形成了一套可怕的自洽系统，这种系统不仅与创新隔离，甚至是反创新的；
我非常喜欢和目前70多岁的老教师聊天，他们的一般情况是，在文革前读大学，文革期间下放或者下乡，文革后有机会回到大学，一般情况下发表的文章不怎么样，做过的项目却往往惊天动地，由于个人的经历和行业的经验，不仅了解技术的发展沿承，还了解社会和企业实际的情况，甚至对人性都有过深刻的体验。而最近这10年的高校，这些人已然退场，接过接力棒的都是从学校到学校，在教育体系相互猎杀中的获胜者，这些获胜者主宰了一个另样的教育生态。
1978年，在中国有过一个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奠定了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而中国30多年的教育改革，天天在改，似乎越改越保守，其原因不在于中央不想改、教育工作者不愿意改，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改革列车在错误的方向越开越快。在争论刚刚争论完“按过去方针办”还是“按既定方针办”的1978年，领导人的智慧使得全国人民不再唯上，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中国的教育，到底是以什么是检验好教育的唯一标准呢？大家也许认为唯分数、唯官僚、唯听话，其实彻底错了！在中国教育，即不是围绕高考，也不是围绕官僚，而是有一套完整保留苏式教育的错误方法，在主导着教育界。这种主导之严密，甚至没有任何一个教育官僚敢于提出质疑。这种体系甚至自成体系，不仅与就业无关、与高考无关，与创新更完全是背道而驰。
评定工资看年限、评定职称看论文、引进人才看获奖，这是基础教育的情况。高等教育中要看刊物的档次、要看获奖的级别、要看国家自然基金还是省部级基金，这一切不仅与创新无关，与科研也没什么直接关系，更和学生没有什么关系。知识的创造本来就在边缘地带产生，但是我们的学科门类早已被门阀控制。真正的创新往往根本和本学科毫无关系。近些年的一些新教育机构和教育现象，和教育学专业也毫无关系。
以上中国教育的自洽系统，导致了中国教师的自洽语言。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谈论学生、从来不谈论教法，也从来分不清楚不同流派的教育学派的沿承和矛盾，他们在一起一定是在探讨你我的工资、岗位津贴、谁谁发表了一篇论文、谁谁拿到了国家课题，似乎学生和教学不是他们应该考虑的。对于中学老师，参加的培训多如牛毛，似乎和自己的教育没有什么关系，更多的是适应上级的检查和一轮又一轮花样翻新但没有什么实际内容的所谓教研；对于大学老师，似乎研究的课题高深得不得了，总找一些稀奇古怪的词汇来包装自己对于实践的无知，一旦获奖、文章发表，再也不会对自己的成果多看半个字。
一个诗人，诗是自己写的，会吟诵千变爱不释手。但是作为教师的自洽系统，对自己的成果从来漠然处之，我很少看到：有教师愿意看自己的作品哪怕多两次的。这些年，国家教育部门花了很多钱，建立精品课程库、资源库等等。我有一次去点击了某个花费不菲的平台，让我惊讶的是全国的平台竟然没有我一门课100个学生的点击量大。我在想，这些全国的示范平台，为争取到资金和项目打破头。假如每个贡献资源的老师自己能够像我在博客上发表文章那样自恋个十次八次，也不至于这些平台如此冷清呀。别说给别人看了，自己都不屑于看第二遍！正如我们国家绝大多数大学老师发表的论文一样，也总不会看第二次的。大家都觉得PAPER 很重要，没有不行，但是都知道很臭，厕所手纸而已。
这种自洽系统不仅无聊，还非常有害。每次学校进了新博士，男博士有才，女博士漂亮，我总是想年轻人来了，这个系统会好的。然而，我低估了这个自洽系统的同化能力。前几年还能说人话的女博士，一旦通过努力拿到了一个基金、写了两篇文章，那说话的腔调立刻就不同了。虽然大家都明白一般情况下写论文、拿自然资金是怎么回事。等到再评到副教授、硕导，你再看这个教师，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物种，那腔调无与伦比。直到退休以后，教师回归生活，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才略微回归正常，因此我非常喜欢和进入暮年的教师打交道。
拼搏中的教师不是人，他们想变成神。8年教师生涯，在各个本科答辩、硕士答辩、博士答辩、学生评优现场，我见到了太多教师明争暗斗，影响学生职业生涯的实例，都是那些拼搏中的教师所为。一个211大学的老师，就是因为某个学生曾经是对手的学生，而坚决取消了这个学生的直研资格；一个博士生答辩就是因为导师之间的争斗而故意被评为不通过；一个面试的研究生被分错了考场，到了竞争的面试组，本是最优秀的应试却被评为面试不及格而遗憾退场。相对于学校教师直接学会的“猎杀”技能，我倒是在上海商场上，见到的更多的是合作、容忍和事情看长远。当一个行业之间的竞争不以目标客户诉求为最终考核，而变成惨烈的竞争的时候，这是一个猎杀场。
教师和学校这种自成体系的系统，不仅和客观世界缺乏互动，甚至还是反社会的、与社会隔离的。老师的老伴是老师，是教师群体最常见的情况，在这种系统中，不出错、不让对方抓住把柄已然成为大家的共识。因此，如果有哪个老师胆敢创新、哪个学生胆敢违规，就会有一套大家都懂的家法，一步一步当作紧箍咒去拴住这匹脱缰的野马。在长三角某市某高级中学，有位全国知名的信息学教师，每年总是能够带出来非常多得世界大奖的学生。该市教育局长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这个学校曾经有老师联名写信告状这个老师好多次没参加升旗仪式。局长本来想一句话“祖国在他心中”，巧妙解决这场危机，后来干脆在这个高中建立一个校中校，方才解决问题。原因为何？教师才是创新的阻碍力量，一个创新的教师，得罪的往往是不创新的老师，解决方法要靠行政手段，这也是中国教育的常态。正因为创新的阻碍是教师，我们才需要真正的教育家。
六、 从实践情况来看，越是需要创新的行业，越是进步最快的行业，这个行业越是需要“没有被教育所污染的人”。
没有人敢说不重视教育，没有人敢说读书不好。人类历史的进步，波澜壮阔的是政治如海平面；波澜不惊的是政治如深深的海水；稳如泰山的是文化如同永远不动的海底。在70年前的中国，对于读书、对于教育，还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因此积累的稳如泰山的词汇就像教育、读书这样的词汇，人们从来不会怀疑他们。然而，事实上海底也在发生变化，只是人们觉察慢而已。目前的教师，比起70年前，早已不是10%的识字群体和最优秀知识分子，已经基本成为被高考猎杀场所筛选的失败者，当今的中国教师，无论是大学还是高中更不用说小学老师，还有多大比例能够敢自称自己是当初的佼佼者？
非佼佼者所控制的教育，我称为“精英空心化”的教育，并不可怕。人有各种才能，也不是所有的行业非得精英式治理的。问题在于这些教师，还以精英的方式在治理学校。
一个从来没强势过的人，一旦有了权力还自以为是的话，会体现出比精英更加极端的所谓方法。这些年我看到中国各地的高考状元县、状元校，调查他们的校长，一个一个自称教育家，采用极端违反人性的方式在摧残学生，还获得了成功。这种纳粹氏的教育，来源于我统计下来的这小校长教育成长经历中失败的竞争。同样，一些底子不怎么样，采用非常简单粗暴但有点心得的所谓教育家，一旦有点名气，就无限夸大这种教学方法，就像一对不成功的父母，用了12年的棍棒，终于将孩子送进重点大学一样，这样的人最有教育家情怀，也似乎最有教育心得。然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所谓的这些教学成果，是不能经过时间考验的，更是不能推广的。
然而，中国这30年的教育，正是被这样的急功近利的教育家绑架的教育，正是讨好于高考的教育。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我家弟兄四个，3个博士，爸妈从来不敢说教育方法。我见过一个大家公认的教育大家，培养了很多知名的学生，90多岁了，他说他“教了一辈子书，其实觉得老师挺无奈的，好学生教不坏、坏学生教不好，偶尔成功几个学生，完全是顺应人家天性，我自己也没啥关系”。
教育，其实有很大的保健性质，也就是说满足人们的基础需求。对于真正高端和创新的东西，未必是教育能够解决的。即使教育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也是适合分析、支持而不是管理。IT经济的发展，使得这个行业几乎一些成功的创新者都是退学生。美国曾经有人做过一个统计，说上一个名校的前五位大学的学生取得成就的，比不上这个大学的高2倍；然而又有一项统计，说从这个学校退学的，成功比例高3倍；更离谱的统计还在后面，说由于偶然情况错误（生病、参军）没有被这个大学录取而没有读大学的成功高5倍。
为什么退学生成为创业的主流？不仅美国，中国的企业家也有这个很奇特的现象。事实上，在创新这件事情上，无论什么筛选的老师，国际上还没有一个方式能够证明创新的比例会高，也就是学校教育和创新的相关性很低！而有些情况，不仅仅是低，甚至是扼杀。在一个“学校扼杀创造力”的演讲中，一个学者指出，学校采用标准化的考核方式，会扼杀具有真正天才的人。我在上海做过20年IT 企业高管，发现5%最优秀的工程师，往往根本不是IT专业的或者根本没读过大学。教育的定式往往会伤害创新，而教育中的老师原本就不懂创新或者自己原先就是被创新竞赛所淘汰的人。
1980年，我自己的哥哥参加高考，那一年我12岁，天天跟着那批哥哥们混。那一届哥哥们的同学，如今取得巨大成就的非常多，这在当地绝无仅有的一届。我回想起来，当时没有补习班、不知道如何准备高考是很重要的原因。更加重要的是，哥哥们的老师，都不是职业的老师，都是在文革中被打倒的知识分子，在教我哥哥他们之后，也不再当老师，后来有人当了省长。
后来，这个巨大国有工厂的子弟学校，教师专业化正规化管理，于是再也没有比较优秀的成群的优秀学生出现了。
教育对于普及知识是有用的，但是对于创新的作用，我们并没有搞得很清楚。大师无师！——对于真正有创新精神的孩子，我们能够不害他们已属不易！但是过多的教师把自己的能力估得过高。常州市教育局局长发现一个多年的规律：常州一中的老师当年是考不上常州一中的。常州二中能够当老师的，也是当年考不上常州二中的，我们并不是说非得老师一定要比学生智商高，但是如果我们的老师教智力水平普遍超过自己的学生，奢谈创新并且振振有词，是很值得怀疑的。
七、 在中国对创新最大的伤害在于，经过严格筛选智商潜质最强的200万高校教师，正在变得怨天尤人无所事事还振振有词。
中国每年大学录取900万左右，4年就是3600万，按照1：17的师生比计算，就是170万，再算上研究生等，应该高校老师200万不到。按说，这200万教师，都是经过将近20年从小学到博士的训练出来的最终获胜者。然而，这些人的精神状态整体来说并不好，比起国外一线处于教学和研究的博士级高学历群体，中国的多数教师总是在自然基金、社会基金、权威刊物、核心刊物、国外检索中打转，很少有人将教育视为生命，甚至很少有人像IT界那样、像医学界那样兢兢业业。
本来应该是创新的主体，然而博士一毕业就投奔文章、获奖和科研经费的漩涡之中；本来是一毕业的博士生，才有精力和才有可能和最新的科技保持同步，却必须等到8年左右拿到副教授才有硕士生辅助科研，毕业15年左右才能有博士生辅助科研；到那个年龄，早已训练得与行政官员无异。中间有一个捷径，那就是去当处长、副处长。当这些处长副处长掌握权力的时候，就有机会去换取大量的科研经费和获奖以及在评教授副教授中获取先机。还有另外一种更加好的捷径，那就是以辅导员和当政干部的身份在职读硕士博士，这一类基本上不会上专业课，更和专业创新无关的群体，获取教授的比例确实相当大，得到一定级别的领导岗位更加年轻和容易，这就是我们经常诟病的教育行政化。由于这一类人从来不教课或者不进行科研，他们的教授更容易让辛苦从底线走上来的教授不安，因此学校原本纯净简单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
复杂以后的大学关系，就变得人际关系一样脆弱，帮派、学派、门派互不买账，与中小学教师中有一类特级教师永远不教课一样，大学有一类教授永远也不会教课，但他们掌握了话语的主动权。而没有掌握主动权的教师，在暗暗较劲，等到一旦反手为雨，就会将权力运用在对付对手甚至对手的学生上，很少有宽容，脸上也很少见到他们的笑容。
中国教师，也是脸上最少有笑容的群体。
八、面对创新，不再是教育重不重要，而是什么样的教育重不重要；
教育当然重要，在识字率很低的社会，普及文化本身就是创新。而当整个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如果有一种教育严格信守原教旨主义的传统信条，甚至拒绝接受现代文明的话，这种教育就是反人类、反创新的，塔利班读经教育就是一例。当知识比较容易得到、信息过载的时候，基础教育少数普及作用不容小视，但更多的围绕创新的教育更加重要，而学校适应这种形态吗？老师适应这种形态吗？
在上述的情况下，在9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基本普及12年基础教育，基本普及12年义务教育基础上的3年或者4年大学教育，甚至每年20%的硕士博士水平，真的那么有必要吗？教育不足所带来的风险，正在被教育过度所代替。当所有的教育都进行完就快30岁了，已经远远超过了青年人激素和精力最旺盛的年龄，哪有什么创造力可言？这个时候的教师，往往拥有较高的学位、一大把的年龄、再加上强大的经济压力和惶恐不安的新技术压力，如何面对学生的创新？事实情况是，往往他们已经无法教20岁的年轻人了，20岁年轻人所学的东西很少是老师教会的了。
而一旦年轻人的想法与老师发生冲突，尤其是技术上的，我有很多年的经验，往往会是老师错而不是学生，这个时候，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老师运用非常得体的规则工具，对学生进行封杀，而最常用的规则工具就是：文档、字词、错别字、做事态度等等。
创新就这样，被扼杀了。
九、教师的自我教育能力的丧失，是教育学生创新问题的根节所在。
美国的一个哲学家对女性有一个建议，要女性去工作而不是呆在家里，原因是只有工作才能接触社会，才能摒弃自己的不安，也才不会将注意力过于集中在家庭内部的一座房、一个孩子、一个先生，夫妻关系也更容易相处。
中国的教师，就像一个从来不工作的妇人，天天盼着先生能给自己买华丽的衣裳，然而已经结婚数年的半老徐娘的胃口，总是不能被巨大人数的财政支出所满足，因此她们抱怨、她们申诉，她们认为自己做了全部的家务，她们自己认为自己带了全部的孩子，还得不到充分的承认，极端不公平。而事实上，他们忘记了，钱是先生挣得。
教育的钱是创新挣的，在创新为导向的社会中，创新者们的步伐越来越与教育远离，而根节在于，教师这个群体，失去了自我教育的能力。
相比起社会的各行各业，教师所处的失业的压力、经营的压力、创新的压力、工作不规律的压力最低，而他们所碰到的升职、职称、文章、考评的压力，基本与创新无关。很多老师25岁读的书和45岁没有什么不同，25岁教的东西和45岁也没有什么不同，25岁干事的方法与45岁更没有什么不同，于是慢慢失去了自我教育能力，越来越与整个社会脱节。我们很难想象一个20年不进步的其它职业，如何过体面的生活？可教师可以，还满怀不满。因此问题就出现了，一个不能自我教育的老师，其学生必然是不喜欢的。
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很多家庭妇女为了孩子，牺牲工作全职陪孩子读书，多数结果并不好，在中国不但与孩子和先生的关系处理不好，孩子的成绩也不行，如果是夫妻双方都没有工作的话，孩子的结果就更差。后来我发现，反证也经常能够印证：一对非常优秀和忙碌的夫妻，即使没有时间陪孩子，只有和孩子一起生活，其孩子往往也非常优秀。其原因在于：孩子往往学习能力是从父母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中继承的。只有父母能保持自我不断提升，孩子也才会学习这种方式。
父母如此，教师如何呢？如果一个教师失去了自我教育的能力，其所管理的学生，是非常悲哀的。从小学到初中，我自己女儿的家长会我是非常讨厌参加的，因为无论那些家长会所灌输的育儿理念、注意事项还是恐惧吹风，只能证明学校的无能、教师的无能，他们已经没有能力指导我们的学生，而绑架家长去施压学生。而自从女儿出国学习后，每次我参加女儿学校的家长活动，就像回到了娘家，心情放松，而远不像在中国家长会那种到了婆家的感觉，一不小心就批评到自己的孩子了。
一个中国的孩子，从小学到高中，通过老师的努力，孩子懂事了，但是我却有一个见一个地：阳光少了，阴郁多了；个子高了，幸福少了。在毫无创新老师的帮助下，他们终于成为痛苦的成年人，毫无娃娃时代的天分了。
我以为原先这是全世界的普遍规律，后来我看了人家的孩子，发现长大后，人家依旧阳光灿烂、人家依旧童心十足。
所以，拜托老师，别再毁我们的孩子，您只要做一个快乐的负责任的老师就够了。不需要您燃烧、也不需要您蜡烛、只需要您对得起您自己。因为您的45分钟，除了教孩子外，更是您的生命；您教他们的东西，我认为很少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学不会，而他们丢掉的，也许永远再也找不回来了。
（文章来源：网络）
